2022年10月26日18：30，台州学院人文学院“三台史学”讲坛第17期在临海校区1410教室举行。本期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明老师主讲，题为“中世纪城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讲座由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程利伟老师主持，吸引了历史学专业80多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讲座伊始，朱教授以欧洲南部意大利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北部城市布鲁日，西班牙城市格拉纳达为例，通过图文并茂的解读向同学们讲述了中世纪不同空间下的城市类型，并依此引出了讲座的主题。随后，朱老师从学术谱系、空间视角和全球转向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首先，朱老师讲述了20 世纪初以来，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经历的两次转型与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 世纪初，此为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奠基者亨利·皮朗和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城市史研究。比利时在 19 世纪末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济身欧洲强国，工商业阶层出身的皮朗坚信这归功于中世纪以来低地地区（今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的城市商业传统。其《中世纪城市》于1923年出版英文版，皮朗在书中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于中世纪城市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阶层开创了城市自治。与此同时，韦伯亦强调了皮朗“市场促成中世纪城市形成”的观点，并认为西方城市还产生了法律和组建公司社团的能力，指出西方城市的特征在于其拥有自治权。他们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体现了现代性、自由进步等理念，这与19世纪西方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进步主义思想并反映在了史学论述中不无关系。事实上，正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如膝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就认为，现代性消解了传统的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地方性的共同体被更复杂、更抽象的利益社会所取代。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更关注现代城市和社会网络。而史学家布克哈特则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看作与邻里、亲属、家族等传统割裂开来，并且与中世纪的集体主义决裂了的现代城市，他将意大利的城市看作现代性的极端的缔造者，指出城市中的个人势力必会从封建枷锁中被解放出来。这些都基于城市商业起源论和中世纪城市自由说的假说，体现了20世纪早中期的中世纪城市史的研究传统。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中叶起。朱老师指出，受到结构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这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侧重对构成城市的各个要素的研究，如城墙、街道、建筑、城市生活、经济活动等。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皮朗的经典研究却侧重低地地区，对欧洲其他地区所谈甚少。因而,这时期研究欧洲各区域城市史成为各国城市史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他们的研究更加注重区域特征，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在此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德国史学家伊南虽仍重视市场，但她更注重欧洲内部的市场，一方面将城市史的范围拓展到中东欧，对德国城市、俄罗斯城市进行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另一方面注重欧洲内部区域间的联系，认为这种区域贸易构成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纠正了皮朗过于注重长途贸易产生城市的观点。法国史家伊古内从法国城市的个案研究出发所得出的农业区域促进中世纪城市产生的观点，亦补充了商业起源说。皮朗的研究中几乎很少提到法国城市，稍有涉及的也仅是法国北部靠近弗兰德尔的一些城市，而法国城市的多样性恰可为反思经典理论提供很多案例。因而，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卷本的阶段性总结成果《法国城市史》，由勒高夫领衔编撰其中的中世纪城市单卷本。及至21世纪初，又有更新的多卷本《欧洲城市史》问世，其中世纪部分大量增加了西班牙和伊斯兰世界的内容。与此同时，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亦被逐个深入研究，除意大利学者外，还有大量法国学者、美国学者参与其中，使得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史研究蔚为大观。这些研究在更广阔的欧洲范围内做探讨，且这些研究趋势不固于国家和城市，在中观的区域层次上做出了突破。但是其主要仍在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紧接着，朱老师解释道，前两个阶段都有其侧重点，第一个注重对城市性质的探讨，第二个从结构主义视角着重研究城市的基本架构，侧重分析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它们都很重视客观的城市，对城市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缺乏充分挖掘。因而，这便成为第三个阶段的任务。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末以来，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的目标，就是在看得见的城市中寻找“看不见”的城市。以往重在研究城市结构和单位、城市演进和规划，现在则注重解读城市建筑群、挖掘城市景观的内在意义，城市的语境（context）成为研究目标。这种方法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理论，他对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及其过程的解读和批判，带动了学界对空间生产的重视。在20年间，其影响从法国传到美国，又被推广到全世界。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不是被动的商业和市场的产物，也不是消极的供事件发生的舞台，而是同劳动力、资本、技术一样，都是生产力，能够对城市及其空间进行生产。简言之，空间就是一种社会生产，而且要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在列斐伏尔之后，哈维、苏贾等人也从地理学角度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福柯和布尔迪厄则从哲学角度继续列斐伏尔的论题。福柯从空间和政治权力关系、政治统治策略的视角研究了个体与空间生产的关联，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他突出了权力的作用，体现了对权力运作于空间的深刻批判。他指出封建时代的君权、近代兴起的规训都是权力运作的方式，而且都体现于空间中。他还列举监狱、疯人院等形象的空间隐喻加以说明，将知识和话语都放到这些空间中，对其造成的霸权进行批判。对于福柯而言，空间只是他用来分析和批判权力运作的场所，他并没有像列斐伏尔那样关注空间的生产过程，但是他从权力视角对空间生产机制加以分析，为“空间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布尔迪厄进一步探讨空间中的符号意义。他提出了“符号暴力”的概念，认为话语等符号对人们的控制和统治比经济、政治的还要严重。这种暴力还是一种工具理性，会将统治者的意图内化到被统治者身上，通过被统治者自身异化的方式完成。在城市中，被统治者对权威的接受，恰恰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空间符号进行的。
以往的城市史研究，或是研究街道、广场、建筑等城市硬件，或是考察城市生活、社会文化等元素。然而，这些都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研究城市，而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史一般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注重城市硬件产生的原因以及城市活动所体现的目的。这些都不是显性的，而是隐藏在城市景观、空间活动背后，需加以合理阐释的隐性内在。而且城市空间并非客观存在，其反映的是社会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并进而凸显出最根本的权力因素，权力通过控制城市空间来表现合法性，社会群体和政治群体之间的斗争也会表现在城市空间中。以格尔茨的人类学视野和查尔斯·蒂利的社会学方法为主导的研究路径补充了亨利·皮朗的城市史。虽然列斐伏尔和布尔迪厄等探讨的主要是现代社会，考察资本对空间的影响，但是空间生产的理念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且不断成为当权者的宣传工具，这与资本对空间的运作如出一辙。将空间概念应用到历史中，亦体现了时空维度的统一。
其次，朱老师讲解了中世纪城市空间研究的成果与类型。他指出，从时段上看，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中世纪中晚期，尤其是13世纪至16世纪，盖由于这时期是大量建造欧洲公共建筑的时期，因此提供了较多关于空间变迁的素材。从地域上看，研究对象和成果集中在低地地区和意大利。二者的研究都已有长时段的积累，业己呈现出齐头并进的势头。低地城市的研究传统可以一直上溯至亨利·皮朗，经由他的学生传承下来。虽然长期以来都集中在研究城市的经济层面，但是城市史研究的传统一直未断，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新面貌。从主题上看，城市空间的研究又可分为以下一些类型。
第一，表现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城市空间。特别是对公元1000年以后的中世纪城市的研究，基本上突破了皮朗的框架和韦伯的影响，也不再仅仅研究城市的构成元素。以往在论述城市权力时，一般都是分析制度层面，但是现在由于受到艺术史研究中重视赞助人概念的影响，故将城市的建筑等可见的元素与其建造者和建造动机密切联系起来，分析掌握权力者施加于城市表象的目的、过程及影响。因此，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成为权力得以巩固和强化的重要途径，而空间则表现出权力的印记。占领、规范或改造城市空间，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中世纪城市政府的目标。这在意大利城市史的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时间上看，学界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重视对城市共同体（commune）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又更多关注城市与君主的关系，自治城市和君主城市也是意大利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前者从11世纪至13世纪，后者从14世纪到16世纪，二者大致以14世纪为界，缔造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中世纪城市。对城市共同体的研究多关注商人、行会和平民政权，将其视作与封建领主和世家大族斗争的胜利者，城市中的市政厅、钟楼、广场等建筑均成为平民掌握权力和彰显权力的符号，是共和政体的象征。对君主城市的研究考察君主是如何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投资和控制，改变共和政权的城市空间来宣扬自己的权力。这时期，君主纷纷建造辉煌壮观的宫殿，而且还参与建造教堂、修道院、陵墓等神圣空间，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论证自己掌权的合法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厅成为美第奇家族的“老宫”（即今之维基奥宫）。
第二，庆典、仪式等城市动态空间。除了上述建筑、道路等基本上处于静态的空间外，也有仪式等动态空间可以表现城市社会中的权力要素。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极大，将人类学家对土著村落仪式的考察方法应用到中世纪的他者社会中，将“剧场理论”应用到中世纪社会中，看那时候的仪式是如何反映权力要素的。中世纪的仪式包括节日庆典、比武大会、神判司法、国王进城、狂欢节，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并不仅仅流于表面，而是都被用于传递某种信息的。譬如较早时期由美国史学家爱德华·穆尔对威尼斯狂欢节所作的研，,他指出这种节日庆典是当权者让下层民众表达情绪的宣泄口，目的是为了巩固威尼斯的精英政权和强化既有的等级秩序。阿纳德通过对低地地区的城市根特的仪式研究，展现了行会和民兵如何在广场上“表演”，将城市仪式视作市民对勃良第公爵权力的承认和臣服，揭示出广场等象征中世纪城市自由的因素在这里沦为君主权力的符号。同样，巴黎的君主进城仪式也得到较多的关注，通过对国王进城的过程、路线、细节的描述，研究者们探讨了王权是如何控制巴黎这座城市的，而对首府城市的控制又是如何成为法国君主制得以巩固和强化的工具。这些仪式被用符号学的方式解读之后，其背后的动机被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随后，朱老师认为，对社会关系、仪式活动的考察，也顺应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对文本解构的潮流，城市景观不再是城市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被当作文本，成为从中管窥城市中的权力运作的工具。从具体的场所、建筑到空间中的网络，再到地图和地理学的想象空间，可以从微观层次考察具体的城市景观和与之相关的人的意识，以及文本中的想象空间。
第三，城市空间与身份建构。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有开创性的研究,而这种视角也被应用到对中世纪城市公共空间的考察。从13世纪开始，市政厅、钟楼、市政广场、城门、大教堂等作为公共空间的代表大量涌现，它们能够反映出市民身份，并且对这种意识进行强化。这里的研究重点不再对建筑师、建筑风格作传统的研究，而是从其建造宗旨和动机入手，并且研究其对城市和市民的主观影响。从空间建构上来看，建筑空间深刻地反映了隐藏在空间背后的身份建构，市民身份的建构是这方面讨论的焦点，这时期出现的市民身份成为城市自我标榜的符号，甚至成为现代性的代表。同乡村相比，城墙和市场所反映出来的城乡身份建构的差异意味着市民的特权，尤其是中世纪的城墙将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给予了城市和市民不同于封建领地的优势地位；同其他城市相比，修建大教堂、广场、城墙、市政厅等大型工程，可以提高自己所在城市的地，将其他城市比下去，从而增强市民的荣誉感和认同感。以往一般认为，中世纪城市和市民的特征在于其自治性，晚近的研究则特别强调公益性和共同身份的缔造，将这视作城市团结与和平的保证，由于中世纪的城市也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因此，公益的话语往往通过城市空间表现出来，如市政厅中强调市民团结和城市秩序的宣传壁画等。此外，还有通过其他社会管理渠道确定的城市和市民身份。女性空间亦是身份的空间建构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城市空间指的是男性空间，而女性身份在城市空间中则往往由私人领域或家庭领域表达，也与男性身份代表的公共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范围。
第四，城市的记忆与想象。城市的记忆往往通过城市历史的书写。书写和讴歌城市历史，这在中世纪中后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出现过许多城市史家和城市编年史作品。如米兰的邦维辛、佛罗伦萨的维拉尼等，他们的作品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但是，也要充分意识到这些作品的主观性和创作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设计师也担负着记忆和想象城市的职能。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古典时代的城市规划重又流行起来，通过城市规划理论家而与现实的城市建设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使古代的记忆复苏，另一方面将其运用到当代的城市规划上去。譬如布鲁尼、阿尔伯第、马蒂尼等规划思想家都纷纷借鉴古典传统的理论，并且提出“理想城市”的理念，他们对城市的想象为后世的城市规划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除了文字，图像也成为城市记忆和想象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地图。除了现实的空间，虚拟的空间也成为权力的体现，譬如城市地图的绘制、城市图像的制作、城市形态的根源，等等，这种空间缔造的主观性成为研究的目标。对于中世纪的城市而言，古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城市形态是一种理想形态，它们分别代表着世俗的和宗教的类型。圆形和方形也成为中世纪城市形态的两种基本类型，且各有其象征意义：圆形代表防御,方形代表秩序。就具体的中世纪城市地图而言，其图景往往是城墙围绕着突兀的建筑群，内部点缀着钟楼和教堂穹顶。绘图者很少考虑准确的空间关系，而是聚焦在一群主要建筑上，这是由于其目的往往是用抽象的方式展示道德方面的范本，在图像之中蕴含着道德训诚的目的，这种教导模式不需要准确地展现地理地形，因此，中世纪的城市图像的象征性远远大于其精确性。朱老师认为，中世纪的城市历史和城市地图并非一定反映了真实，我们不能按照现代历史书写和绘图学的标准去要求它们，因为它们的创作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在其背后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权力,正是权力者决定了城市史的书写和城市地图的绘制。因此，权力无处不在，它决定了城市的记忆和想象。
再次，从微观空间转向宏大空间，朱老师解释了中世纪城市研究的全球转向问题。他指出这种从宏观空间出发进行的考察，与当前流行的全球史有契合之处，并构成了对中世纪城市新的研究兴趣点，甚至还将改变历史的书写。在列斐伏尔看来，民族国家通过控制时间来塑造空间，而全球化则通过塑造空间来控制时间，消灭时间和历史造成的差异，代之以标准化和同质化，在全世界推广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这就是全球城市得以发展的逻辑。而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中心地区的空间模式被推广到边缘地区，形成塑造边缘地区城市空间的力量。因而，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成为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中的“表征的空间”。这种空间在全球化的秩序中也充满了剥削和控制。然而，这种空间流散却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和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在中世纪的时代亦曾存在，只是中世纪并无全球的明确界定，一般是通过比较的、联结的视角进行研究，譬如南北欧的比较，或者欧洲范围内城市史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欧亚非城市同时代的横向比较。
在欧洲内部的城市比较方面，以往的观点认为低地城市与意大利城市很大的不同在于，低地城市的商业化程度更高，因此更加不受封建权力的束缚，这通过以市场、行会大楼作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布局可以看出来。但是，通过空间研究的方法，可以看出，城市市场和市政厅也是权力塑造出来的，亦是领主和君主权力的象征。它不仅仅只是经济空间，还是象征权力权威功能的空间，在这里可以进行城市的仪式活动，也进行行政和司法活动，但终究是为了表现出当政者的权威。而且，当权者也意识到控制公共空间和塑造城市景观对于巩固权力的重要性，因此也会积极涉入其中，以保证自己的权力。总之，尽管长久以来城市市政厅和大型公共广场的出现被视作西方民主的先驱，但是这些空间事实上是城市内部斗争的产物，丰碑式的建筑体现的是胜利者的权力，以及城市社会的声望、圈子等。这样一来，空间方法的研究最终对西方城市的“迷思”作了“祛魅”。
欧洲内部跨区域的研究表现在对欧洲中世纪帝国统治下的城市的研究，如安茹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阿拉贡帝国、西班牙帝国的跨区域的城市网络。尤其是西班牙帝国的城市有较多研究，如马可·文卡托对那不勒斯的研究，斯提法诺·达米科对米兰的研究，均涉及西班牙帝国驻当地的总督为了统治而进行的城市空间整治，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又容易导致对彼此的误读，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的城市空间事关帝国统治的稳固程度。因此，对空间的改造和秩序的调整不仅体现了来自帝国中心的权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利益和视角。
除了欧洲城市以外，跨区域的视角特别注重对域外“他者”城市的研究，尤其关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城市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城市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中世纪晚期，北非和奥斯曼帝国亦对欧洲有较大影响。如黛柏拉·霍华德指出，埃及马穆鲁克政权治下的建筑风格对同时期的威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看得出伊斯兰的建筑风格在北非与意大利之间的互动。这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风格也在欧洲盛行，在跨区域的流动中，根植于城市空间中的身份意识也会导致异文化建筑样式进入之后产生冲突。除了建筑,中世纪的旅行、朝圣、贸易都会带来异文化在城市之间的流动。譬如从过去对欧洲广场的强调到现在对伊斯兰世界“巴扎”的重视，巴扎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反映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这是两个处于不同区域却又性质相同的城市部件，它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城市生活的变化和艺术的双向影响。这些都开始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但是，关于全球视野下的中世纪城市史，目前还没有综合性的成果。虽然欧洲学界正在努力突破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然而基本上也只是集中在西欧、中欧和南欧的范围，东欧的城市很少被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中，伊斯兰世界和东方城市的个案研究更少。只是到了近代开始，东方城市才被纳入欧洲研究者的视野中，这与此时海外殖民主义和殖民城市的兴起有关。同微观城市的研究一样跨区域和全球城市空间的研究也会涉及权力问题，这些更宏观的空间也存在等级性，而这种等级背后的决定力量就是权力。因此，朱老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研究中世纪的全球城市，仍然要辨识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因素。
最后，与会师生踊跃与朱老师互动，涉及到“从地方出发的全球城市史研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研究”等问题，朱老师都进行了细致的解答。通过此次讲座不仅让学生了解有关中世纪城市史研究的最新趋势，而且还掌握了城市史研究的范式与方法，为将来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