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3日19：00，台州学院人文学院“三台史学”讲坛第16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期由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康凯老师主讲，题为“中世纪早期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讲座由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程利伟老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60多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讲座伊始，康老师针对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传统人文学科地位的普遍衰落和英国、德国某些著名高校的古代和中世纪研究教职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陆续遭到撤的现象，向同学们抛出了“研究中世纪有什么用”的问题。
为了回答该问题，康老师借用了三位中世纪史家的观点。一是诺曼·坎托。坎托曾在其著作《创造中世纪》（Inventing of the Middle Ages）中回忆他的导师约瑟夫·斯特雷耶时，写道：“为什么中情局需要一位像您这样的中世纪史学家为他们服务，斯特雷耶回答说，中情局的局长知道中世纪史学家善于从各种碎片化的证据中得出结论，而这也正是中情局的工作。”二是美国前中世纪史学会会长帕特里克·格里。格里曾指出，“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历史学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批判性不是指说坏话，而是独立地思考过去及其与当前的关系。即使社会大众中间流行的是另外一种主张，他们热烈地想要把过去与当今联系起来，为当今某些事物的正当化而想象过去。”格里认为中世纪早期经常被现代的人所误解，甚至说是误用。例如，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有些人利用中世纪早期的蛮族史学来为日耳曼人的侵略行为辩护。他们认为，中世纪早期一些来自北方的蛮族在地中海各地建立过据点或者王国，而纳粹政府认为这些来自北方的蛮族都属于日耳曼人，理所当然这些地区现在也应该在日耳曼人的掌控之下。再比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该书常被纳粹政府用来做为日耳曼种族主义的宣传工具。塔西佗在该书中描绘了一群金发碧眼，性情凶暴，身形高大的、高贵而野蛮的日耳曼人，这种描述为日耳曼种族主义者所运用来论证种族优越性的。三是研究中世纪早期的著名史家伊恩·伍德。伍德在《中世纪早期的现代起源》（The Modern Origi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注意到，中世纪早期研究在19、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和论证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伍德认为，“历史问题不仅仅和过去有关，也和现在有关。现实状况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地过去，过去经常被用来证明或者被用来抨击现在——这种对过去的使用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我们倾向于不假思索地使用过去，尤其是不思考我们理解的过去来自何处。只有当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要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解释某些历史事件时，我们才会理解它们为何对现在也是重要的。”
随后，康老师结合具体例子向学生讲述了中世纪早期研究在近代的发展及其作用。首先是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利用对中世纪早期历史的研究来表达政治诉求。康老师指出，早在18世纪一些拥有不同政治立场的法国学者就开始争论中世纪早期蛮族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布拉维利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他在其文集《法兰西贵族论集》（Essais sur la noblesse de France）中试图论证法国贵族阶层特权的合法性，并且将这种特权追溯到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兰克蛮族政权。布拉维利借古喻今，认为法国贵族作为法兰克人的后裔，理应享受到继承自祖先的各种统治者的特权。而作为“第三等级”的法国民众，则被布拉维利看成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他们理应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为贵族阶层服务。杜博长老则站在维护王权的立场上反驳了布拉维利耶的观点，他认为当时法兰克人中并不存在军事民主制，而是承袭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等级制度。杜博还强调了王权统治的合理性，认为法兰克国王在高卢的统治是罗马帝国正式认可的。孟德斯鸠和马布里等启蒙思想家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著作中关于罗马帝国晚期制度的讨论其实是对当时法国政制的批判。马布里则认为法兰克人进入罗马帝国后放弃了原先崇尚自由的精神，权力集中到了国王和贵族们手中，因此和罗马人一样都是高卢人民的压迫者。这些学者们的观点为大革命的兴起及19世纪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论据。接着，康老师又以拿破仑对中世纪早期的利用为例继续阐发。拿破仑对早期法兰克人历史上的墨洛温王朝十分感兴趣。墨洛温王朝是法兰克人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王朝，这一王朝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他们的第一任国王，在496年皈依天主教的克洛维。克洛维时期设立的许多制度成为了后来法国君主制的核心传统。拿破仑于1804年12月2日星期天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拿破仑在加冕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了古代法兰克人的传统，他把自己的皇冠称为查理大帝之冠，在加冕长袍上也使用了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传统元素，依此来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其次是德意志地区。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激发了当时德意志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1806年拿破仑攻占柏林，迫使许多普鲁士知识分子和贵族流亡到欧洲各地，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反对拿破仑。其核心活动就是整理国故，宣扬民族精神，出版了《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以下简称MGH）。当时德国的首相卡尔·冯·施泰因在文献的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807年施泰因担任普鲁士首相不久，就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他的这种改革思想引起了拿破仑的警觉，拿破仑迫使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把他撤职了。后来，反法战争胜利后，施泰因致力于德意志的统一，但是他的这一理想在维也纳会议上破灭了，梅特涅成功地使奥地利保留了在德意志中南部的统治地位。施泰因在维也纳和会后宣布退休。在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历史，准备通过历史学来促进德意志的统一，并于1819年成立了德国古代历史协会，计划出版名为MGH的大型系列出版物，爱国主义灵感在其格言中得到了宣扬：对祖国的神圣之爱造就了灵魂。起初，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的统治者最初都没有给《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提供资助。很多德意志学者一开始也认为MGH并不重要，该丛书只是许多抄本的重新印刷出版。不过，MGH从汉诺威搬到了柏林后，开始得到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和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支持。MGH包含了约公元500年至1500年有关日耳曼人历史的大量经过编辑校勘的资料，并按照史学著作、法律、文书、书信和古物研究等等进行分类。到19世纪后期，MGH的校勘成为学术界的标杆，这要归功于格奥尔格·魏茨的贡献。魏茨曾经参加过兰克的研讨班，往往被看成是兰克最优秀的学生。魏茨曾经常年任教于哥廷根大学，他在1875年来到柏林成为MGH的主编，而是魏茨把兰克对这种近现代文献史料批评的重视引入到了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的校勘工作中。
最后是丹麦。MGH的编纂及其作用也影响到了邻近的国家，当时丹麦也编纂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文献集成《丹麦中世纪历史集成》（Scriptores rerum Danicarum medii aevi），这一集成的座右铭是“对祖国的荣誉和爱”和《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比较相似。19世纪后期，由于普丹两国领土相邻经常会在政治上产生摩擦，这种摩擦最终表现在民族归属与身份认同上。在1864年普丹战争爆发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历史问题就已引起了德国和丹麦学者的争论。双方就中世纪早期史诗《贝奥武夫》中描述的日德兰半岛古代民族和语言展开了激烈交锋。现存的《贝奥武夫》文本，来自于唯一的一份完整的中世纪抄本，亦即一位为丹麦国王效力的冰岛学者托克林在1787年左右完整抄录了这份抄本中的内容，并在1815年把它公开发表出来。托克林公开发表的抄本有它的政治含义，就是要宣传丹麦王国的悠久历史。托克林认为，这个故事中使用的古英语和其他盎格鲁萨克逊方言显然都是古代丹麦语的一种，故事的历史背景主要发生在公元4世纪或者5世纪，讲述的是一位古代丹麦国王的英雄事迹，其中的故事内容还表明日德兰半岛和当时丹麦的其他岛屿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托克林的言论就成了一些德国学者攻击的对象。以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借助中世纪早期语言的研究为普鲁士政府辩护，强调古代日德兰人的语言中包含更多近代德语的元素，缺少丹麦语的元素。同时，他们认为《贝奥武夫》中的情节表明丹麦人是古代日德兰半岛的入侵者，这一结论也为普鲁士政府之后的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紧接着，康老师讲到，将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作为论据的现象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同样存在。在德法两国学者围绕阿尔萨斯—洛林归属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罗马史学界的权威、MGH中世纪早期部分的主要校勘者蒙森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在意大利的一份杂志上发表过三封公开信，呼吁意大利人不要在普法战争中援助法国人，同时他还为普鲁士的战争辩护。以蒙森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具有悠久的日耳曼历史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宣扬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性，认为日耳曼人推翻了衰败的罗马文明，是中世纪以降西欧文明的缔造者。蒙森的公开信和法国战败的事实，也同样激发了法国学术界模仿早先德国学术界的做法，开始积极的通过历史学和语言学来对以蒙森为首的德国学者们的理论进行回应和反击。对此最有力的回应来自法国学者古朗士，他在6卷本《法兰西早期的政治制度》中揭示了日耳曼民族对西欧文明的贡献并非如德国学者宣扬的那样重要，日耳曼人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不是旧世界的颠覆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将历史上日耳曼蛮族的征服、迁徙和定居作为吞并他国领土的论据，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无视此后历史发展状况的危险倾向。他的观点在亨利·皮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皮朗抨击德国试图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比利时。皮朗指出比利时的建立是各个民族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依靠某个种族或某种语言。皮朗认为蒙森、德罗伊森等德国学者的贡献都被高估了，尤其是与古朗士等法国学者相比。皮朗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认为，日耳曼蛮族并没有打破由罗马帝国所统一起来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但伊斯兰文明的兴起打破了这一格局。这促使西欧在加洛林时代发展出了融合古典、日耳曼和基督教这三大文化传统的中世纪文明。除皮朗外，马克·布洛赫、斐迪南·洛等20世纪的著名中世纪学者都从古朗士的研究中受到了启发。这些学者都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与经历过普法战争的古朗士一脉相承。
在讲述了近代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发展之后，康老师将目光转向了二战后。他指出，战后欧洲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动对蛮族研究的范式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德国等西欧各国逐渐从自己编织的民族神话中清醒过来，在蛮族研究领域，西欧学术界也开始反省近代以来过度宣扬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大量亚洲和非洲等地移民的涌入使得西欧诸国逐渐成为了多民族多文化包容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西方学术界对蛮族研究的价值取向。在此影响下，中世纪早期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是中世纪早期研究中的族群生成问题。二战后蛮族研究领域有关族群起源问题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最早来自于奥地利。奥地利学者赖因哈德·文斯库斯在他出版于1961年的著作《蛮族部落的形成及其机制》中，通过考古学、语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蛮族部落的起源提出了一种“核心传统”（Traditionskerne）的新见解。他认为，在这些蛮族群体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一小群军事贵族，而这些贵族领导者的家族保留了一些口耳相传的有关家族起源的传说。这些传说和由此衍生的文化习俗在经历了几代贵族领导者的宣传下，慢慢地成为了这些蛮族群体成员们共同的记忆，最后变成了整个族群起源的传说。所谓的“核心传统”指的就是由贵族家族世代保存下来的传说及其衍生出的文化习俗。文斯库斯认为，正是依靠着这些贵族所传承的“核心传统”，这些蛮族群体才没有被罗马帝国这个“民族大熔炉”给完全同化，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蛮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习俗。文斯库斯的学生沃尔夫拉姆对“核心传统”理论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沃尔夫拉姆认为，“核心传统”在形成后，至少要经过大约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在蛮族群体内形成共有的身份认同。而且，核心传统处于一种持续建构的状态，许多历史事件都会被转化成为与统治者家族相关的传说。沃尔夫拉姆认为，约尔达内斯的《哥特史》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在《哥特史》中，哥特人的历史基本上就可以被看成是两大哥特家族——即领导东哥特人的阿玛尔家族和领导西哥特人的巴尔提家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然而，上述理论也引起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沃尔特·戈法特教授的质疑。在1988年出版的《蛮族史的叙事》中，戈法特从史料批判的角度对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蛮族起源理论提出了系统性的质疑。他对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四大民族史”，即约尔达内斯的《哥特史》、都尔主教格列高利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提出了全新的解读。这些在传统史学上被定性为“民族史”的著作，长期以来被蛮族研究者看作是记录了蛮族起源和发展的宝贵史料。然而，在戈法特看来，这些所谓的“民族史” 并非是民族起源和发展的真实记叙。只有将这些著作还原到其创作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够揭示出作者真正的意图。在《蛮族史的叙事》中，戈法特指出，中世纪早期的史学作品并非如以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真、粗糙的史料汇编。中世纪早期史学家使用了丰富的修辞技巧，将自己的诉求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隐含在自己的史学作品中。《哥特史》的作者约尔达内斯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哥特战争后如何站在罗马帝国的立场上理解哥特民族命运的问题。他将哥特人的古代历史和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中描绘周边民族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说明哥特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文明世界所熟知的族群。对于哥特人来说，臣服于伟大的查士丁尼皇帝是一个光荣的结局。格列高利的《法兰克人史》实际上很少提及法兰克人的族群身份，他有意淡化罗马人、法兰克人等族群认同的问题，强调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身份的重要性，其中也隐含着作者的政治立场。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反映了诺森伯利亚王国中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且涉及了当时的英吉利教会面临着两种基督教传统——即爱尔兰的凯尔特基督教传统和罗马公教传统之间的矛盾。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则体现了作者的罗马教会立场和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域观念。
第二是对中世纪早期研究影响较大的“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18、19世纪因过分强调蛮族的重要性，造成了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之间的断裂。20世纪下半叶以彼得·布朗为首的中世纪学者开始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强调晚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之间的连续性。布朗认为，夹在“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世纪到8世纪，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冠之以“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个名字。古代晚期研究也是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挑战。“古代晚期”这个术语此前在英语学术界也曾经有人使用，但当时还主要局限在艺术史领域，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德语学术界。20世纪初的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和维克霍夫等人认为3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艺术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不能将之看成是古典艺术的衰落。开始将这一时代称之为“古代晚期”（Spätantike）。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德国史的同事把这一概念推荐给了他。伴随着布朗《古代晚期世界》的出版和热烈的学界反应，英语学术界的“古代晚期”这个词便和彼得·布朗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宣告了“古代晚期”作为一个新兴史学研究领域的诞生。
在《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一书中，布朗将整个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都纳入进了“变迁的舞台”。 从奥勒留到穆罕默德，从由罗马和萨珊波斯（Sasanian Empire）两个帝国主导的古典世界，向日耳曼蛮族国家主导的西欧、拜占庭帝国主导的东欧和伊斯兰帝国主导的近东中世纪世界的变迁。以奥勒留皇帝的时代为叙事起点，以穆斯林阿巴斯帝国的崛起为终，延续了皮朗关于欧洲中世纪起源的“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命题。皮朗本人视野着重于社会经济的考察，他认为，蛮族的入侵未颠覆罗马帝国以来地中海世界之间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在他看来，西罗马灭亡后的西欧诸多蛮族小国的成立未破坏地中海贸易的完整性，其仍然延续着罗马帝国传统。真正打破这种联系的是7世纪以后伊斯兰文明的兴起。这一变化带来了诸多后果，如西欧重心开始向西北部内陆转变，正好匹配了加洛林帝国的发展，他由此断言：“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不过，不同于皮朗的经——-贸易主题，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首先是一个宗教——文化的世界。他在最广义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之下观察精神世界的变迁的，正如他写到，“没有人可以否认古代晚期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正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这样的联系不能被简单的解释为一种肤浅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通常只能说某些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如果不参照某种变化的话，就无法理解另一种变化。一部充斥的皇帝，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古代晚期的历史将会是苍白的，就像一张无法反应时代厚重的照片那样不真实。如果一部古代晚期的历史只专注于那些受庇佑的灵魂，只有教士、神秘主义以及那个时代令人敬畏的神学，效果也同样如此。我必须留给读者来决定我的叙述是否有助于他们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种多样的变化会结合在一起产生欧洲文明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一古代晚期的世界。”之后，康老师又介绍了学界对“古代晚期”的批评和思考。
讲座最后，康老师向同学们推荐了一些有关中世纪早期研究的丛书与著作，例如，丛书有“古典遗产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丛书（这套丛书以多学科、跨地域视野为标志，涵盖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考古、视觉艺术、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学与文本研究，尤其注重地中海东部希腊、埃及、叙利亚、波斯等文化传统的研究。截止到2015年已推出了56本专著，成为了近三十年来推动布朗式的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策源地。北美高度发达的学术产业催生了“布朗学派”）和“罗马世界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丛书（这套丛书由英国利兹大学的中世纪早期史学者伊恩·伍德主编。讨论的是罗马帝国后期古代文明到中世纪文明过渡转型阶段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共同对欧洲文明作出的贡献。与彼得·布朗主编的“古典遗产的转型”丛书相比，“罗马世界的转型”更偏重地中海西部拉丁基督教文化传统覆盖的地区，在保持西欧视角的基础上也适当的纳入了一些希腊、埃及、近东的研究题材）；著作有Philip Rousseau主编的A Companion to Late Antiquity，G. Clark的Late Antiqu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Guy Halsall的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工具书有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e Antiquity，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ate Antiquity，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等等。
在互动与提问环节，同学们就“全球古代晚期”、“约达尼斯对哥特人的历史书写”、“476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建构”、“‘衰落’与‘转型’两种研究范式的使用”等问题与康老师的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掌握了中世纪早期研究的最新前沿动态，而且学到了学术史的梳理方法，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