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4日18：30，台州学院人文学院“三台史学”讲坛第21期在腾讯会议举行。本期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腾老师主讲，题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学术发展史”。讲座由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程利伟老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近两百多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李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志业，并向同学们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去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他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学术发展史实际上代表着整个中世纪研究尤其是中世纪盛期研究的发展历程。接着李老师指出，自1927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出版了《12 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经常存在这样一个误区，亦即哈斯金斯创造了“12世纪文艺复兴”？他解释道，虽然哈斯金斯为“12 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其著作也成为此后几代中世纪研究者的案头书，并使学术界最终普遍接受了“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但事实上，哈斯金斯的作品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承袭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对12世纪（广义上来说，其时间跨度从11世纪后期到13世纪早期）文化发展现象的深刻反思。哈斯金斯并非是“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在此前就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讨论。因此，哈斯金斯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中世纪盛期文明进行重新诠释的集大成者。李老师进一步讲道，虽然哈斯金斯并未创造“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这个概念，但是他对该概念的里程碑式的改造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学术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亦即哈斯金斯之前学界对概念的探究、哈斯金斯本人对概念的改造以及哈斯金斯之后学界对概念的接受与发展。紧接着，李老师详细阐述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
第一阶段是哈斯金斯之前学者对概念的探究。就法国学界而言，李老师指出，就目前可知的材料最早比较系统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是法国文学史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1800-1864年）。他在1839-1840年出版的三卷本《12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史》中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来描述欧洲文明史上出现的三次文化大发展。“我认为共有三次复兴:第一次复兴是在查理大帝时；第二次是在11世纪末的复兴，它开启了中世纪；最后一次才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伟大文艺复兴……在11世纪末的法国出现的知识运动，呈现出一种真正复兴的所有特征：古代的知识更加广为流传，由此，思想有了伟大的活力，艺术也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安培在欧洲历史上的三次文艺复兴与法语发展之间建立了明确联系，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他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11-12世纪的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安培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19世纪中后期，许多欧洲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都采取类似观点，将欧洲文明史整体纳入三次复兴的枢架之中，借助描绘欧洲文化在历史上的延续性，打通中世纪早期直到欧洲现代文明的道路。
19世纪中后期的学者们之所以更加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就在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及之后的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化传统的联系，而粗暴地切断了二者与中世纪的关系。在“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早期建构中，经院哲学的嬗变是关键所在。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埃米尔·格巴尔（1839-1908年）在1879年发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指出12-13世纪的法国是整个欧洲的中心，“人文主义从我们并通过我们传播：文艺复兴似乎开始了”。虽然这次文艺复兴持续时间不长，但巴黎产生的经院哲学和以阿西西的方济各为代表的新基督教精神汇流，最终催生了新的时代思潮，这就使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个性解放与中世纪精神呈现为前后相继而非断裂的关系。沿袭这一思路，格巴尔在1885年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历史哲学”为题发表了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法译本的书评，从更宏观的高度阐述了他对两次文艺复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布克哈特笔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如“个人灵魂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发现”等都可以追溯到法国的12世纪文艺复兴。
在格巴尔看来，经院哲学的出现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也是现代精神对权威的第一次反抗。为了阐述经院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关系，他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以查理大帝之后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代表帝国、学术和教会三种权威，这三者之间的融合、博弈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展。经院哲学最初是追求自由的尝试,以批判精神同权威对抗,却最终因方法论的滥用而导致原初精神的丧失。但无论如何，格巴尔认为经院哲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比帝国、封建制度乃至市镇公社都更为持久。与此同时，经院哲学从抗拒权威的武器变成思想禁锢的工具，则象征着“12世纪文艺复兴”的由盛转衰，依此确定“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范围。与经院哲学的紧密关系就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有别于15世纪文艺复兴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范式也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发。由此可见，“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学术界，受到了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克哈特所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反动”。他们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法国根基，并以经院哲学为核心论述两次文艺复兴的异同及关联，体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为中世纪污名化辩护”双重动机的相互结合。时至今日，以法国为12世纪文艺复兴中心的观点仍然很有影响，体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鲜活生命力。
就英国学界而言，李老师指出，在法国学者“12 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启发下，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1858—1924 年）率先将中世纪大学作为深化这一概念的突破口。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不仅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更具合法性，更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广泛讨论和接受。拉什道尔通过对中世纪教育发展的考察，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界限。在他看来，从社会结构、知识扩展和宗教状况上来说，11-12世纪可以视为欧洲文明的分水岭。随着教育在11世纪的发展，12世纪形成的“知识文艺复兴”通过复兴人类精神，成为欧洲文明史上堪与宗教改革甚或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这一分析模式延伸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上限，也成为我们今天探讨“长12世纪”的滥筋。在拉什道尔构建的历史图景中，中世纪的大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大学的建立也标志着中世纪拉丁西方文化进入鼎盛期。他特别强调，大学对欧洲知识发展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校都无法比拟的, “完整的中世纪大学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中世纪思想的历史”。11世纪以来的主教座堂学校为大学的出现莫定了基础，而在12世纪后期法国和意大利几乎同时建立的两所大学也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产物。“两所原初大学在同一时间兴起一亦即12世纪的最后30年间。它们从人类文化那场伟大的深化和拓宽中的不同方面涌现出来,我们称这场运动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最为显著地体现在起源于博洛尼亚的罗马法研究的复兴；而在法国,则迸现为辩证法和神学思考的形式。”拉什道尔试图证明,中世纪早期那种充满恐慌的神学悲观主义在12世纪逐渐被一种更为热情、富于希望的宗教热忧所取代。他甚至多次用“欧洲的新生”、“欧洲思想的觉醒”、“秩序与文明对混乱与野的胜利”等语句来描述这个时代的根本性变化。
为使这一概念更为明确，拉什道尔选取了彼得·阿伯拉尔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中世纪欧洲的大学》的第二章标题就直接写为“阿伯拉尔与12世纪文艺复兴”。虽然中世纪大学并未在阿伯拉尔时代出现，但他所引领的知识革命最终促成了大学的诞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模式也成为中世纪大学教学的范本。与此前法国学者对“灵性精神”的关注不同，拉什道尔着重从外部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阿伯拉尔与大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那一代修道院教育家之后，修道院学校逐渐不再对非修道士开放，主教座堂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作用得到了极大提升。阿伯拉尔曾任教的巴黎主教座堂学校，最终发展成为欧洲北部最早且最大的大学。虽然阿伯拉尔并非巴黎大学建校的直接参与者，但作为整个大学运动的先驱，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知识时代的到来。就复兴古典文化而言，阿伯拉尔也是当之无愧的古典文化仰慕者和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不仅熟悉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卡以及西塞罗的部分作品，甚至还征引过古典时代的法律条文，其广博而多样的知识结构反映了12世纪澎湃的文化潮流。如拉什道尔所言：“在阿伯拉尔的直接继承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将同等多样的天赋和同样极富感召力的言行结合在一起；法国学校的历史上再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著名教师同时授课，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拥有像中世纪中期那样广泛的教授领域。”
在盛赞12世纪对古典文化复兴的热情和思想博大精深的同时，拉什道尔也发展了埃米尔·格巴尔关于经院哲学僵化导致“12世纪文艺复兴”走向衰落的观点，但他特别注重从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在大学教育中的相对关系来论释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衰落的原因，从而使原先抽象的解释有了坚实的根基。拉什道尔敏锐地观察到，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引入，辩证法地位日益提升并广泛运用于神学和哲学阐释，使传统上更接近古典文化的语法和修辞迅即衰落。到13-14世纪，12世纪那种富含“饱满的精神、原创性以及顽强”的拉丁文创作，都被碾压在“半权威文献的粗野翻译的重负之下”，对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热情浇灭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12世纪文艺复兴。也正由于12世纪在古典文化复兴上的成就未能有效传承下去，才为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再次勃发创造了条件。因此拉什道尔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2世纪文艺复兴相比“虽然更为灿烂,但并不更为真实”。
可以看到, “12世纪文艺复兴”在拉什道尔笔下已经成为一个完备的历史学概念。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西欧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始于12世纪，并特别提醒学者们注意大翻译运动和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呼应，极大地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及其解释框架的发展,催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热潮。
首先，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1863—1929年）延续了拉什道尔对12世纪和15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对比评价,认为前者因为持续时间较短而没有受到后者那样高的重视程度，甚至可称为一场“流产的文艺复兴”。但他仍强调，在恢复古典文化与科学研究方面，前者与后者相比毫不逊色。在1901年出版的《法国史》中，朗格诺瓦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夭折论”。他认为，13世纪知识活动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人文主义的衰退和科学精神的发展。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及阿拉伯注疏的传入，13世纪的学者们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处理全新的问题，导致12世纪的逻辑学家们可能完全听不懂13世纪哲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这一观点恰恰是拉什道尔语法、修辞衰落而辩证法兴起模式的翻版，朗格诺瓦的解释对美国学界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其次，拉什道尔对大学的关注也使学者进一步追潮这一教育制度的雏形，即主教座堂学校的作用。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罗伯特（1879-1952年）认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上半叶法兰西在教育模式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波及全欧的深远影响。他将这一运动称为“法兰西文艺复兴”，而巴黎的众多学校则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同时，他也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迅疾衰落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12世纪后期出现的三种新趋向的合力最终使曾在12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的修辞和语法研究迅速衰落，这三种新趋向包括最博学的人都被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辩证法所吸引、学问为教士提供了进阶的便利条件以及托钵修会对异端思想的抵制。因此，罗伯特在继承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观点的基础上，又最先指出托钵修会应对这场运动的衰落负责。英国学者克菜门特·韦伯（1865—1954年）在该书出版次年的书评中首次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术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韦伯认为，这次知识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法国北部的主教座堂学校，对传统的修道院学校几乎没有影响，且范围局限在知识水平较高的教士阶层当中，对贵族都影响甚微，更不用说一般城市平民了。因此，他对这场文化运动是否可以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持谨慎的否定态度。
最后，政治理性化和民族国家在12世纪的兴起也受到了学者关注。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英国中世纪史学者查尔斯·罗伯特·菜斯利·弗莱彻（1857-1934年）就直接受到了拉什道尔的启发。他盛赞拉什道尔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创之功，认为其提供了关于“这个时代知识所引发的一场真正文艺复兴”的“最为清晰的表达”，并进而指出这种“反抗精神”甚至体现出16世纪宗教改革的特质。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建构上，弗莱彻也从民族国家历史演变的角度对之加以扩充。他认为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诸王国在12世纪末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德国和意大利还只是民族，而民族向民族国家的变迁也促成了两次文艺复兴中心的地理转移。与加布里埃尔·罗伯特类似，弗莱彻也特别强调教会在13世纪文化衰退上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自由思想在12世纪迅速演化成异端思想时，“第一次文艺复兴已经在各地开始了”，随着这场文艺复兴的开始以及对法律与哲学的研究，十字军东征和其他许多教会事务受到质疑，从而形成了对教会权威的直接挑战。但是，跨越国界的托钵修会作为教会控制大学和思想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他从教会思想控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托钵僧所建立的经院哲学体系视为教会权威对自由思想的再次杀，直到14世纪托钵修会力量耗尽之时，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再次成为可能。在弗莱彻的作品中随处可见19世纪英国独特的反教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格印。
就德国学界而言，该时期德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冷淡态度与英法学界的浓厚兴趣相映成趣，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现象与德意志地区在12世纪的文化弱势地位，19世纪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当时德国学界的史学研究主流路径都紧密相关。19世纪后期的德国史学界以兰克为圭泉,“科学的客观性”才是最崇高的词汇，中世纪研究多集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诸邦国的政治、外交史领域。兰克的门人当中,只有沃尔特·格茨（1867-1958年）的中世纪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史旨趣。他曾从宗教虔诚性的角度探讨中世纪晚期文明的发展,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承袭这一思潮渐进发展而来的，却在行文中刻意避免提及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文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布克哈特式文艺复兴的保留态度。最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德国学者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或类似词汇。就笔者所见,只有伯恩哈德·格罗厄（1885-1969年）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德国历史学家》里大量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表述。由于格罗厄主要讨论的是法国教育对德国12世纪历史书写者的影响，因此更多受到了法国学界研究范式和术语习惯的影响。而且,格罗厄大量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做法也受到了匿名书评者的质疑。书评者反问道，难道必须将每一次文化运动都称为“文艺复兴”才能够对之加以理解吗？这个名词是否能够被如此广泛地运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正因为德语学界最为彻底地接受了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述，因此对“12世纪文艺复兴”缺乏英法学界的热情。
就美国学界而言，相对于欧洲学界，美国中世纪研究起步较晚，且在早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和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弗格森曾指出，20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中世纪学者都是修正主义者,试图推翻对中世纪司空见惯的偏见。但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中世纪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情绪并不强烈。美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接续、反思和拓展，既承袭了欧洲学者的主要观点，也有自身的独特思考。这个过程本身也体现了美国中世纪史学界走向专业化、迈向职业主义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学界看待欧洲中世纪盛期文明的不同视角。
20世纪初的美国学界通过与欧洲学界的交流,已经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早在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德纳·卡尔领·门罗（1866—1933年）和乔治·克拉克·塞勒里（1872—1962年）就合编了一部《中世纪文明：欧洲学者选集》，其中收录的多篇论文都出自本文前述欧洲学者之手。因此，美国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认识从根本上承杂自欧洲学界，但也有自身的创新。在1906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德纳·门罗做了题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文艺复兴”通常被理解为古典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但这种狭险的解释容易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具有误导性，即只有古代经典文化的再现才能被称为“文艺复兴”。但是，如果将“文艺复兴”广义地理解为其本意“新生命”的话，12世纪的文化运动就可以母庸置疑地被称为“文艺复兴”了。为此，门罗归纳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三个开拓性发展：其一是独立精神的发展,亦即随着教士和贵族影响力的下降，城市居民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盛和异端的出现都表明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顺服，甚至敢于公开质疑权威“不敬”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标志。其二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像沙特尔这样以古典文献研究著称的地方都有若干享有盛名的几何学家和地理学家，体现了科学精神的迅猛发展。其三是急于将所学一切投入使用的渴望。与此前学者对托钵修会的消极态度截然相反，门罗认为12世纪末期所涌现的托体修会恰恰最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热切的实践精神，并因此逐渐占据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导地位。相较于欧洲学者，美国学者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教派色彩相对淡漠，因而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审视。
然而，在美国当时学界已经普遍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情况下，也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其主要代表是哈斯金斯的学生路易斯·约翰·佩托（1880-1928年）。佩托在1909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指出，当时学者们已经习惯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说法或许更为贴切，因为这场运动虽始于11-12世纪却在13世纪才达到顶峰。与他在法国留学进修时期的指导教授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一样,佩托也认为如果12世纪拉丁古典文学复兴没有中断的话，将会产生出不亚于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但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权威化和神学的机械系统化，人文主义运动在13世纪中期走向衰落，原先聚焦于古典文化的热情被转移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上，造成了这场复兴的夭折。于是，“巴黎大学对语法和修辞研究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衰落，这些可以从13世纪后半叶乃至整个14世纪糟糕的拉丁写作风格中看到”。此外，佩托还特别质疑德纳·门罗对“文艺复兴”的阐释，认为“新生命”一词是“福音式”语言，仿佛在历史视野之外有个奇迹般的时代突然出现一样。在佩托看来，从12世纪的西欧到新大陆的发现,再到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却因为这个“从神话中借用的‘重生’概念”而遭到了武断的分割。在1917年出版的《中世纪史研究指南》中，佩托再次哀叹“不幸的是,这一运动现在被广泛地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依此，佩托虽然在思想框架上接受了前代学者对中世纪盛期文化的论述，却极力反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12世纪文艺复兴”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
第二个时期是哈斯金斯本人对概念的改造。毋庸置疑，哈斯金斯在美国学界辨析、反思和普及“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早在1904年讨论巴黎大学布道词的文章中,哈斯金斯就首次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他说“在早期的大学中,哥利亚德诗歌和其他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都确实具有可观的价值,但这一运动很快被经院哲学的胜利所碌压”。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相关论述的痕迹。在1920年发表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中，哈斯金斯首次尝试界定“12世纪文艺复兴”，认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拉丁古典文学和罗马法的复兴，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新引入才是其最为与众不同之处。他特别指出“中世纪的希腊主义是一种翻译中的希腊主义”，这些翻译作品也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希腊主义”的重要来源。沿着拉什道尔所开创的路线，哈斯金斯赋予大翻译运动和自然科学研究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并借助对大翻译运动的强调建立起两次文艺复兴之间的联系。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酝酿之后，哈斯金斯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整系统的概括。从时间上看，这一运动始于主教座堂学校兴起的11世纪后期，衰落于大学教育体系僵化的13世纪中期；从地理上看，法国和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巴黎为发源地、早期大学所在地为中心的知识扩散网络；从精神上看，体现出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思想的勃兴，通过对权威的挑战开启了欧洲文明通往现代性的大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对古典文本的重新发现，包括罗马拉丁文献和罗马法的复兴以及大量希腊文本及相关注疏的翻译，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彼得·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界定和内涵而言，哈斯金斯基本上乘承了欧洲学者此前的论述。虽然从各方面来看哈斯金斯都并非“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但他无疑对这个概念后来的广泛传播做出了最为坚实系统的阐述。这一方面得益于哈斯金斯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史料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将过去相对碎片化、抽象化的描述锻造为社会、经济、政治等思潮统合下的文化整体发展。与前代学者相比，哈斯金斯在探究“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视野上实现了重大突破。首先，哈斯金斯强调无论是从涉及的国家还是社会阶层来看，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范围都十分广泛，民间文学的高度活跃表明其波及范围并不限于精英团体的小圈子。其次，哈斯金斯认为虽然新人文主义的力量在12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耗殆尽,但新科学却在1125年前后出现。而且，发轫于12世纪的哲学复兴直到13世纪大量吸收阿拉伯和希腊学术之后才达到顶峰。因此，哈斯金斯将人文主义和新科学的涌现整合在一起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这是他在概念阐释与研究范式上超越前辈学者的重要一步。最后，哈斯金斯将历史书写和民间文学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在知识活动方面的新突破，从多方面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视野。他指出，12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编年史、年代纪和圣徒传等多种体裁，不单纯是对古典时代历史书写的模仿，还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历史哲学倾向的历史观念。这种对历史书写的热情及其所包含的对欧洲基督教王国的深刻体悟奠定了欧洲认同的基石，也成为哈斯金斯以中世纪盛期为欧洲文明共同体之肇端的核心论据。
第三个阶段是哈斯金斯之后学界对概念的接受与发展。在学术传承上，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释对此后的中世纪史学界影响极为深远。哈斯金斯所开创的中世纪研究路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学术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门生约瑟夫·斯特雷耶（1904-1987年）及其再传弟子们在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是美国中世纪研究的主力军。如保罗·弗里德曼和加布里埃·斯皮格尔所言，哈斯金斯将19世纪德国科学主义史学中的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和客观性同美国20世纪初期独特的进步主义模式相结合，创立了美国特色的中世纪史研究传统。而且随着美国学术界地位的迅猛上升，二战后几乎所有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都以哈斯金斯的作品为起点，形成了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高潮。比如麦基尔温就认为“在政治机构和理念方面，我敢说哈斯金斯教授所言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比后来我们常常将之称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标志着更具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社世界的宪政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在17世纪之前都应当更归功于12和13世纪。”稍后时期的华莱士·弗格森也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上限应当提升到1300年，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欧开始陷入到一种“道德、宗教、知识和审美危机的时代，并且同真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相伴随”。而与此同时，哈斯金斯笔下广义的“12世纪文艺复兴”则结束于1250年，这实际上就使这两次文艺复兴分别成为了中世纪文化的高峰和关键转型时代的分水岭，而这两者都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提出了质疑。比如威廉· A. 尼茨（William A. Nitze）对拔高12世纪的文化地位一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自觉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 awareness）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同古典文化和12世纪相决裂的核心，并反复申说“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滥用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还有一些学者出于保护中世纪的特征而提出质疑，如爱娃·马修斯·桑福德（Eva Matthews Sanford）。她指出，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分析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文艺复兴”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二是12世纪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文艺复兴”的定义。她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在教学上虽然具有实用性，但也容易产生极大的误导。在她看来，12世纪的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独特且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发展现象，既不应将之理解为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也不可将之视为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滥觞。尤其是对中世纪文化中“文艺复兴式特性”的过度强调，会导致中世纪特征的丧失，这些特征曾是11—13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核心纽带，也是14—15世纪各种思潮所要尽力摧毁的，因为后者拥有前者所缺乏的明确意识，那就是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自觉。
后来学界又对哈斯金斯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由于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是比照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范本展开论述的，因此更关注于世俗社会的变化，对宗教领域的讨论有重大的缺失。同时，在对于法学的强调中也没有涉及到教会法，而且新的宗教改革、宗教修会以及新的虔诚主义思想与活动都被他完全的忽视掉了。另外，哈斯金斯更注重阐述古典文化、特别是古罗马拉丁文化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但基本没有涉及12世纪的新生事物，比如宗教修会、世界观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文艺复兴”是布克哈特在古典文化复苏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在神学上存在着缺失。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哈斯金斯的范式，在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出版五十年之后，哈佛大学于1983年出版了《12世纪文艺复兴和更新》一书，对哈斯金斯的范式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真正的核心在于一种进取精神的复兴，代表着对更高层次知识与学问的热爱，并囊括了文化从精英向大众阶层广泛传播的过程，这其中的内涵远远超过了重新发现古典拉丁文之美妙的限度。 同时将“范围的扩大：涵盖辩证法、神学、法学研究、世俗的方言文学、装饰艺术以及拉丁诗歌等多个方面，尤其在音乐、建筑、政治科学和历史写作等领域的突出贡献，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古典资源可供借鉴。”
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弥补哈斯金斯在神学上的缺失，例如Marie-Dominique Chenu、Dom Jean Leclercq、Dom David Knowles。以大卫·诺尔斯为例，他对12世纪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理解。一是他以明谷的伯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和马姆斯伯里的约翰（John of Malmesbury）为代表，分别指向隐修生活的新趋势和新型历史书写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革新可能比阿伯拉尔式的神学革新影响更加深远。二是他认为这场复兴始于法国，渗透到意大利北部，逐渐遍及西欧。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12世纪文艺复兴没有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也没有教宗、皇帝或者显赫贵族乃至一般贵族的大规模赞助与支持，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由教师、思想家和作家自主共同发起的超民族而又具有同质化的运动，12世纪的一些学者身上甚至还带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色彩。三是他认为阿尔卑斯山南北的不同，南部是以医学-法律为主，北部是以哲学与神为主。对哈斯金斯来说，以“文艺复兴”来命名为强调古典因素和异教元素，着意摒弃天主教的宗教思想世界。他们将经院主义的最后僵化视为复兴夭折的主因，诺尔斯却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最终的丰硕成果，最完整地体现在神学系统的建立上。
另外，也有一些人开始使用其他词汇来淡化“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例如，2001年在托马斯·诺伯和约翰·范·恩根主编的《欧洲的转变：长12世纪》中，开始用“长12世纪”来淡化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Brenda Bolton和Giles Constable使用“reformation”一词来形容12世纪，对于这一名词的选用及其内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他们希望以此强调这一时期在宗教生活中的巨大变化，而这一点在哈斯金斯的论述中几乎是被完全忽略掉的。罗伯特·莫尔使用“revolution”一词来形容12世纪，将注意力集中于Haskins和Constable等人都相对忽略掉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力量上。
讲座最后，李老师指出，通过对12世纪文艺复兴学术发展史的梳理可知，目前学界已经克服了“反布克哈特主义”，亦即12世纪文艺复兴的合法性不需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对比而建立。同时，在将中世纪视为异质化的“迫害性社会”与强调中世纪时期奠定现代社会根基两种主张之间还存在着张力。
在交流与互动环节，与会师生踊跃与李老师互动，涉及到“希腊对12世纪文艺复兴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奥托文艺复兴和拜占庭文艺复兴”、“为什么用文艺复兴而不是文化复兴”等等问题，李老师都进行了细致的解答。通过此次讲座不仅让学生了解了有关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最新趋势，而且还掌握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为将来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