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讲课，我拎着个热水瓶冲进教室，裘老师已经在那里了。他高高的个子，身形瘦削，脸色青白，眼风凌厉，没有什么表情。看见傻大姐似的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在看了我们的稿件之后，他说我们写得没有新闻的样子，然后发下一些资料，开始讲消息结构的倒金字塔信息分布。讲课的时候，他神色严峻，时而蹙眉时而停下来让我们“消化”。这第一次听课，让我们这几个新记者几乎要痛恨自己在写作上的迟钝和蠢笨。
运动会后，裘老师又一次来给我们上课。他还是拿我们的“作品”开刀。那些让我们自以为“入门”的套话，经不住他三两下的剖析，被“没有价值”给打发得七零八落。他读一段我们的文字，然后问一句“你想要交给读者什么？”我们一个个憋的面红耳赤，恨不得马上宣布：那不是我写的！我们的尴尬，裘老师也看在眼里，于是他就点评几篇写得好的稿件。从选材立意到思路结构，他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文理说得清清楚楚。而被裘老师表扬，几乎成为我们努力写稿的动力。
裘老师身体不太好，后来给我们讲课也少。我不甘心，就拿了刊有自己文章的《台州师专报》直接去找裘老师。这个说不出是求知还是虚荣的行为，让我自己找到裘老师家里。见我来，他有点意外，明白我的来意后，他的眼光变得温和，点着头让我进了门。他的家很小，家具的陈旧模样仿佛是十多年前。十平方左右的餐厅兼客厅里，正对房门的墙边摆放着一张小四方桌，上面还有吃剩下的饭菜，桌边是三张凳子。裘老师让我在桌子正面的凳子坐下，他自己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看了一眼我递过来的报纸，他站起来转身进了房间，然后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报纸出来，笑着说：“我早看到了。”接下来就很自然地跟我讲起文章的优劣。裘老师批评起文章来，很少引经据典，倒是很喜欢让我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从这些文字中到底能得到些什么信息。每当看到我那些套话和应景之话，他就显得非常不屑，指斥为“没必要”。几乎每次去，都要受到无情的批评和点滴的表扬，甚至在听到我的自我辩解之辞后，他也会马上批驳，句句都说在要害，让我只觉连皮带骨，一并给看得通透。除却文章之外，裘老师很少说起其他话题。我提到他复旦新闻系的科班背景，他也淡淡带过。他偶尔问起我的学习和家人，我受宠若惊，一五一十地如数禀告。
裘老师向来以严格著称，他任教的写作课程，每届学生都吃尽苦头。一场考试下来，一大半不及格。学风为之肃然。学生没有更多的抱怨，反而加倍努力地学习。
裘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到巾子山、小商品城考察，带学生到悠远的传统文化中去，带学生到生活的热潮中去，学生始终觉得写作课鲜活生动、趣味横生。
和裘老师在其他地方几乎毫无交往，我一直以为他不会记得我。工作之后，突然接到学长的电话，说是裘老师来玉环，点名要见我。放下电话，内心焦灼：毕业之后浑浑噩噩虚度终日，在写作上毫无起色，甚至也很少主动与老师联系。这样一个无能无情的人，见了老师，如何应对？想起裘老师平日的严格冷峻，我紧张得连鞋子都穿不好。他的面容依然清癯，眼神依然清澈，却变得温和明净。他的夹克里面，是一件暗红色的毛背心，衬得他神色越发恬淡温厚。这一次他说得很少，只是慈祥地看着我，话话家常。坐在他身边，我想起过去那锋利的对话，恍如隔世。告别的时候，他说起健康状况欠佳，几个当学生的，都纷纷要求他保重身体。他笑着点头，说一定一定。
有些人，内里极热，热到面上结冰；有些人，薄情寡义，却有一副热情面孔。看看裘老师，再看看镜子，就都能找到相应标本。
